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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历史之务实的仁宣之治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08:26 阅读: 来源:皂液器厂家

随着成祖逐渐衰老,皇位继承问题成为困扰他的心头病。长子,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,早在洪武二十八年(1395),14岁的他便被太祖立为燕 世子。但是朱高炽不仅性格文雅,而且身形臃肿,在各个方面都不类于自己,根本就得不到成祖的喜爱。成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像他一样,能够以武功定国,次子朱 高煦在这方面颇合他的胃口。不仅身材魁梧,而且武功盖世,在两军阵前斩大将首级如探囊取物,更为重要的是,朱高煦曾三番两次救过自己的命。从各方面来说, 朱高煦都深得成祖的喜爱。

可惜朱高煦恃才傲物,不满文臣放在眼里,结果作茧自缚。在文臣的心目中,他们需要一个温文尔雅的皇帝,能够 以文治国,在他的带领下,实现他们梦想中的盛世。面对把砍砍杀杀放在嘴边的朱高煦,文臣们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于是满朝文臣向成祖痛陈废长立幼之害,支持朱高 炽继位。为了摆脱文臣的聒噪,永乐二年(1404),成祖最终把皇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。

此后,虽然成祖不再被继承人的问题所困扰, 但是如何保证明朝能够长治久安,又让坐卧不安。特别是永乐十九年,成祖突然中风,他深感自己所剩时日不多,于是不顾大臣的反对,连续三年对蒙古用兵。 为了弥补皇太子功绩不足的缺点,他把希望全部放在皇太孙的身上。朱瞻基自幼跟随成祖长大,深得其宠爱。成祖在永乐九年(1410)又册封朱瞻基为皇 太孙。自永乐十二年(1414)开始,成祖就让16岁的朱瞻基随军出征,让他熟悉军务,接受战火的锤炼。

永乐二十二年(1424), 成祖带着未能扫平蒙古的遗憾,带着对“肥仔”朱高煦的不放心,在第五次北征的路上逝世了。忍受了近30年煎熬的朱高煦终于即位,是为仁宗。在他和儿子宣宗 朱瞻基手中,明朝终于远离了枪林弹雨的战争硝烟,开始朝和平年代迈进,通过父子俩,勤政爱民,明朝走上了正轨,终于开创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一个盛世 ——仁宣之治。

仁、宣二帝在位前后不足11年;相对于延续了270多年的明朝来说,不过只是转瞬即逝的瞬间。与太祖、成祖相比,他们 既没有祖辈开疆拓土的气魄,也没有异域扬名的壮举,在威望、才能和治国经验上,都要相差很多。但正是在这二人统治时期,明朝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作出 了一系列重大调整,一改以往注重军事的政策,转而强调以文治国,遂使明朝逐渐从创业阶段向守成阶段过渡。

仁、宣掌政之后,首先从安抚 官员入手,解决以往的遗留问题。经历了太祖、成祖的肆意屠杀,官员们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,处在被屠杀的恐惧中。在朝堂上,官员们噤若寒蝉,时时刻刻要 看皇帝脸色行事,阿谀逢迎而不敢“逆龙鳞”。这样固然让皇帝的耳根清净,却也限制了官员为直言进谏。

仁、宣二帝针对这一弊端,一改祖 辈轻辱大臣的做法,对大臣采取宽仁的态度。仁宗继位后不久,就下令宽宥建文诸臣的家属,每家只留一名男子戍边,其余全部放还为民。宣宗更进一步,凡是在 “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浣衣局及功臣家为奴”的建文诸臣的家属,通通赦免。不仅如此,仁宗一再宣称“方孝孺辈皆忠臣”,宣宗也称他们“忠贞不已,为国良臣”。 他们都希望大臣能以方孝孺等人为榜样,为明朝尽忠。这实际上是为昔日的政敌平反昭雪,从根本上否认了成祖的滥杀。这些举措,为大臣们解除了后顾之忧,促使 他们甘心情愿地为皇室卖命。

与此同时,仁宗在用人上起复一批忠直老臣,如被罢免的夏原吉、杨溥等人纷纷官复原职。历史证明,这些人后 来都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。同时,仁、宣二帝还选任了一批贤臣。况钟任苏州知府长达13年之久,为政清廉,一心为民。为解决苏松地区的重赋问题,他蠲免了 各种苛捐杂税,减轻了人民的负担。况钟几次升官,都因为苏州民众的挽留,而继续留任。后官至正三品,仍任知府事。顾佐长期任职于监察院,疾恶如仇,执法如 山,不论皇亲国戚,还是达官显贵,只要违法乱政,他都当廷弹劾。时人把他比作为再世。

为了让这些大臣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, 仁、宣二帝还鼓励大臣劝谏。成祖晚年固执己见,听不进大臣的直言,朝政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,贿赂公行。仁宗继位之时,就下诏要求大臣上言时政之得失,并指 出“前世人主,或自尊大,恶闻直言,臣下相与阿附,以至于败”。他敏锐地察觉到,正是由于言路不畅,才导致明朝没有起色。为了促使风气的转变,仁宗特意赐 予杨士奇等人“绳愆纠谬”的图章,鼓励他们见到政事有所阙失,即用此印密疏上奏。这一政策,一直延续到宣宗时也未改变。皇帝多次下诏,号召群臣上书谏诤, 不必有所顾虑,并指出这是报答皇恩的最好方式。纵观仁、宣两朝,虽有个别大臣因直言进谏而获罪,但总体而言,仁、宣二帝在重大问题上还能采纳大臣的建议。

在刑法上,这个时期也改变了原来用刑过重的情况,废除了惨无人道的“宫刑”和“连坐之法”。对于司法的公正性,也一再加以强调,要求官员要秉公执法,不得擅自法外用刑。对于死刑的判决,更是要慎之又慎。而对于贪污官员,则是进行严惩。

在军事、外交方面,此朝也一扫成祖好大喜功的作风。下西洋,虽然显示了中国的富强,促使远方国度慕名来朝,但由于航行只有单纯的政治目的,带不来任 何经济效益,日益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。正如大臣刘大夏所言:“三保下西洋,费钱粮数十万,军民死且万计,纵得奇宝而回,于国家何益?”从实事求是出发,仁 宗在继位的诏书中,就明令“罢西洋宝船”。

军事上的穷兵黩武,也被扼制住了。虽然永乐时期五伐蒙古,削弱了蒙古的势力,巩固了明朝北 部边防;但是后遗症也凸显出来。长期征战,导致军费开支膨胀,不仅大量消耗了明朝有限的财力,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。加之灾荒连年,在永乐末期,出现了民不 聊生的局面。此外,远征安南,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军费,同时新占领的地区也日益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。当时调运粮食的总量,远远超过了对南京、北京的数 额。就此情况,宣德二年(1427)十月,撤去了交趾郡县,恢复了原有的宗藩关系。在蒙古问题上,也从战略进攻变为积极防御。宣德五年四月,放弃了开平卫 (今内蒙古正蓝旗东)等边防据点,收缩战线,加强重点防御。这一切措施,虽然使得明朝在疆域上有所缩小,却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,保持了边疆稳固安 定的局面。

至于经济方面,更是仁、宣二帝的主要改革领域。永乐时期,成祖一直大兴土木。为了营建两京的宗庙、宫殿、王府,被役使的工 匠数以万计,民众更是不可胜数。这既导致国库空虚,又加重了民众的负担。仁宗继位后,果断下令,停止了不必要的工程。洪熙元年六月,还召回了所有在外采办 皇家物品的太监。宣德元年七月,“罢湖广采木”,五年二月,“罢工部采木之役”,停止了大规模伐木。可以说,永乐时期的劳民之举,大部分都被叫停了,转而 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。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,任用了一大批熟悉财政的专家。例如夏原吉,在永乐时期主持策划了五次远征、郑和下西洋、营建北京等一系列的 后勤供应工作;仁宗一继位,即把因言事入狱的夏原吉官复原职。正是在他的指挥下,永乐以来的国匮民穷的局面才开始扭转,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。

在处理流民问题上,仁、宣二帝也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。永乐时期赋役繁重,民众勤勤恳恳耕种一年,到头来仍不免冻馁之忧,因此大量农民被迫四处流亡。 而成祖不仅不加以赈济,反而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处,强令其回到原籍。直至仁宣时期,还有大臣采取这一暴力手段解决流民问题,如南阳府就派官吏抓捕流民,对于 那些回到原籍的流民,追征历年所欠钱粮。仁、宣二帝并不认同这一做法,而是强调从源头上治理流民问题,对灾区及时而有效地加以赈济。

通过这一系列政策,永乐时期的战时体制终告结束,明朝重新步入正轨。不见了金戈铁马的杀伐,也看不到了健儿驰骋异域的雄姿,疆域的拓展也就此止步,但人民 却真真正正地从中得到了实惠。不见了猛于虎的苛政,也听不到了催粮差役的凿门声,人民终于可以过上的稳定生活。明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民众的幸福,才是国家强盛的终极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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